作家葉兆言家里有一間令所有讀書人羨慕的書房。數(shù)十個木質(zhì)書架整齊擺放，一直頂?shù)教旎ò?，每個書架都裝滿了書。從他家的窗戶望出去，能看到長江流過。有時，他在天不亮時就起床寫作，隨著天光轉(zhuǎn)換，他能看到晨光熹微中長江邊的行人，看得多了，難免生出蒼茫之感，讓他感慨“逝者如斯”。

葉兆言。圖/九久讀書人

葉兆言的作品很多，有人說，光是把他作品的年表看上一遍，就得花費不少時間。其中，光是他自己作品的各種版本，就夠放滿一個書架。除了四十多年筆耕不輟的美名，他還有極為獨特的家學傳承：他的祖父是知名教育家、文學家葉圣陶，父親是劇作家、編輯葉至誠，如今，他的女兒葉子也在從事文學創(chuàng)作。一家四代均為作家，在文壇上并不多見。

即便有這樣的家學淵源，因為成長于特殊年代的關系，家人從來都不希望葉兆言靠寫作為生，不想讓他做魯迅口中的“空頭文學家”。只是人終究難以逃過命運，四十多年前，從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喜歡上寫作的那段日子起，他就開始在歷史和現(xiàn)實中尋找那些他感興趣的人和事，日復一日地寫下來，變成故事。雖然也感嘆過寫作勞累，但在不久前，他還是出版了最新的長篇小說《儀鳳之門》，講了一個關于南京城如何在走入現(xiàn)代的故事。他一直守著南京城，做那個講故事的人。

葉兆言新作《儀鳳之門》。圖/九久讀書人

還是要回南京

2022年年底，65歲的葉兆言感染了新冠，剛剛生病那幾天，他原本順暢的寫作被強行打斷。他心里有點焦灼，開始每日早起坐在寫字臺前寫點什么。寫不下去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在裝模作樣，甚至覺得這種努力有一點悲壯。即便如此，他還是堅持坐在那兒。正如他曾說，如果說祖父和父親對他有什么影響，那就是祖父和父親常年坐在那里，一寫就是七八個小時的背影。

葉兆言的生活實在是很簡單，他不會喝酒，不會抽煙，很少參加飯局，除了寫作，日常陪伴家人，唯一的愛好就是游泳。日復一日，他早已經(jīng)習慣了這樣的簡單生活。只是在2022年10月，規(guī)律的寫作生活稍微被一件小事打破了。葉兆言和蘇童、余華等幾位作家被邀請參加《我在島嶼讀書》文學紀錄片的拍攝，他要離開家去海南三亞錄制，而他又很少離開南京。

他和節(jié)目組商定，只參加一天的錄制，以免自己太緊張。一天的節(jié)目拍攝完成之后，要離開時，三亞到南京的航班突然停飛，如果他想離開，要么在三亞等待四天，要么坐車到?？诖铒w機回去。發(fā)現(xiàn)回不了南京，他又變得焦慮，最終還是選擇了第二種辦法，雖然舟船勞頓但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回到家。

節(jié)目播出后，這群本以為自己“廉頗老矣”的作家居然收獲了意外的贊美，他們在海邊踢球，遛狗，吃燒烤，開辦音樂會，玩年輕人喜歡的解謎游戲，同時聊著屬于他們的年代以及——文學。鏡頭中，余華和蘇童妙語連珠地斗嘴，葉兆言在旁邊開心地笑著，偶爾補充回答幾句提問?？吹教炕?，大家都興致勃勃，他也能趁興致想到徐宗干的《詠炭》并吟誦出來：一味黑時猶有骨，十分紅處便成灰。在年輕觀眾看來，這樣的葉兆言溫和又淵博，出口成章，身上有種厚重的魅力。節(jié)目結(jié)束后，也有更多的人開始對他的作品產(chǎn)生好奇。但葉兆言依然擔心，擔心觀眾看到他，會認為“一個作家不好好寫東西，跑去島上搞什么名堂”。反正，他還是最愿意回到他的書房里，坐在寫字桌前打開電腦。不停地寫下去，這件事能讓他感到安心，仿佛那里總有什么事情在等待、召喚著他。他離不開那間書房，也離不開南京。

南京：一張寫作的“凳子”

即使身居南京，葉兆言也很少參與文學討論以外的社會活動，但是十多年前，他難得地參加過一次南京城墻保護的論證會。1958年的拆墻運動中，南京城墻曾被拆掉，只保留了兩側(cè)的一些部分，而那一次論證會的目的，則是希望把城墻重新翻修連接起來。當時，葉兆言以“反對派”的身份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看法：他不支持修建新城墻。這樣說并不是因為他戀舊，而是他覺得，保持城墻的本來樣貌才是對歷史的尊重。結(jié)果，新城墻還是不可避免地建起來了，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。

多少年來，那番關于城墻的爭論，幾乎是唯一的一次，內(nèi)斂的葉兆言對現(xiàn)實中的南京城提出了自己的意見。過去，葉兆言的知名作品中，很多都是以南京為背景寫就的，這些故事里，以民國時期的故事最為豐富和知名，比如他的“秦淮三部曲”長篇小說：《一九三七年的愛情》《很久以來》《刻骨銘心》。這就給人一種印象：葉兆言擅長寫南京的故事和民國時期的故事。實際上，葉兆言也有很多講述現(xiàn)代人生活的作品。他最關注的不是城市本身，而是故事中的人。他并不是文博專家，他的讀者也明白，葉兆言筆下的南京寫的不是風土人情、特產(chǎn)風物，甚至不是現(xiàn)實中的南京。

南京與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不同，也與莫言的高密東北鄉(xiāng)迥異。它是六朝古都，經(jīng)歷過興衰更替，如今已經(jīng)發(fā)展成現(xiàn)代化城市的地方，它的命運，成為透視整個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的取景框。葉兆言幾乎一生下來就在這座城市居住，讀大學選志愿時，又恰好在幾個志愿中，被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，他沒有離開的契機和動力。但想到自己的家鄉(xiāng)，他腦中浮現(xiàn)的不是豐富的物產(chǎn)和小吃，也不是秦淮河畔令人向往的風情，而是一張凳子。南京是他坐在那里，觀察世情，回顧歷史的凳子。

既然坐在這張凳子上，他也就順理成章地開始思考，這座城市的發(fā)展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。他發(fā)現(xiàn)，南京自古以來是富庶之地，長時間以來中國經(jīng)濟的“七寸”和要害。因此鴉片戰(zhàn)爭中，英軍才會選擇直接把船開到南京，逼迫清政府求和。也正因為這件事，臨江的南京沒有在第一次鴉片戰(zhàn)爭中成為開放口岸。順著這些線索，葉兆言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時間坐標：比如1907年在南京舉辦的“南洋勸業(yè)會”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博覽會，在當時，這類大會也是城市發(fā)展的重要契機，相當于現(xiàn)代的世博會、奧運會，魯迅、茅盾、他的祖父葉圣陶等人都去參觀過。在這個背景之下，可以生發(fā)出關于南京的城市現(xiàn)代化的故事。

一切思考促成了他的表達欲望，讓他在一部部長篇作品后本想擱筆，卻又重新提筆。葉兆言最新的長篇小說《儀鳳之門》中的“儀鳳門”指的就是南京的北大門。自古以來，官員北上，軍隊出征，都是從這個城門進出。在這個要害之地附近，他又放進了一個要害人物，經(jīng)常拉著黃包車穿梭的楊逵。這個人物極為復雜：讀過書，做過車夫，干過革命黨，做過大生意，他有機靈勇敢，重情重義的一面，也有背叛家庭，自私自利的一面。人們仿佛隨著他的視角，看到了這座城市從晚清的1895年到1927年大革命結(jié)束這段時期的風貌。歷史畫卷就這樣徐徐展開。

像一個手握地圖的篤定探險家，葉兆言在南京這座城市里，尋找著那些能夠觸動歷史機關的關鍵時刻、關鍵的地方和人。他讓歷史轉(zhuǎn)折匯聚在一座城、一扇門，一個人的身上，就這樣用真實的歷史，推動著這些虛構(gòu)人物的命運。而他也會借著小說中的故事，表達出他對當時的城墻的另一番看法：它把城市圍了起來。圍在里面看似安全，真遭遇了亂世，恰恰是讓你無處可逃。這完全是一個普通百姓在亂世的心理。他這樣摸索著歷史、現(xiàn)實的邊界，表達著自己以普通人命運為底色的價值觀。

關注歷史的反面

葉兆言一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為一名作家的。蘇童曾不無羨慕地說：在我們還不知道書是什么的時候，你已經(jīng)在祖父的膝下讀書了。而葉兆言搖搖頭告訴大家真相：他的祖父葉圣陶愛書，但更愛交朋友，平時經(jīng)常把書送人，真正愛好藏書的是他爸爸葉至誠，光從祖父那兒就拿了不少。因此，改革開放后南京市進行評選時，葉至誠成了南京的藏書冠軍。

別人都艷羨葉兆言的家學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甘苦。讀書、寫作并非完全是他個人的選擇，而是家庭和社會共同作用在他身上的影響。青春期那10年，葉兆言在“文革”中度過，高中畢業(yè)后不能考大學，困在家里，他仿佛被扔在一列封閉的火車上，隨著時間向前開。當時，家里的一些小說被父親上交了，但因為其中的一些外國翻譯小說沒人看，又太占地方，被莫名其妙地還了回來。他無所事事，放眼望去，這列“火車”上只有沒有盡頭的書，那就看那些外國小說打發(fā)時間，無意中，這奠定了他極大的閱讀量。

1974年，無事可做的葉兆言跑到北京，在祖父葉圣陶家里晃悠了一年。在那里，他遇見了堂哥葉三午，葉三午是當時和郭路生齊名的詩人，他的客廳里聚集了北京的一大群文藝青年，在那個年代，他和“客廳”里的人一起在巨大的壓力下偷偷寫詩、玩攝影。在思想上，他最忘不了的人并不是身邊的那些老先生，反而是堂哥和他的朋友們，是這群人給了他最初的啟蒙。

后來，葉兆言考上了中文系，但他仍沒有立志當一個作家。只是那個年代他身邊的朋友全都在談文學，寫詩，寫小說。后來，詩人韓東的父親、作家方之鼓勵他寫篇小說，他就寫了《兇手》，這部小說沒被發(fā)表，直到1981年，他的小說《傅浩之死始末》在《采石》雜志發(fā)表，那兩年他一共發(fā)表了五篇小說，就這樣踏上了文壇。后來有一陣子，他連續(xù)五年都沒發(fā)表小說。但他依然有著平常心，因為坐冷板凳符合他內(nèi)斂的性格，讀研究生時，他的研究方向是現(xiàn)代文學，泡圖書館、翻查老報紙這種一般人看來枯燥的事，他都做得津津有味。

就在這種對寫作并不太在意的狀態(tài)中，葉兆言突然覺得，自己好像愛上了寫作，他發(fā)現(xiàn)寫作本身可以讓他發(fā)揮想象力，創(chuàng)作一個又一個只屬于他的自由世界。自小在作家堆、書堆里長大，葉兆言反而比別人有了更多的平常心。他比誰都要知道寫作背后更真實的一面，不是那些崇高的幻象，是疲憊，是枯竭，是無止境的勞動。他所想到的辦法，就是用他如同運動員一般的努力，每天提筆，去對抗可能到來的衰退。

對寫作本身的祛魅，以及1970年代后期從堂哥和那一群年輕人身上學來的反思精神，最終賦予了他一雙從反面觀察歷史的眼睛。這種思想一直貫穿在葉兆言的寫作中，他不太關心英雄人物的去向，而是關心個體在社會變遷中的遭遇。他愛寫那種一身古怪的小人物，和他們隨時代跌宕起伏的人生，那些人有時跌入深淵，有時攀上高峰，全都身不由己，他對他們充滿同情。他二十多年前的小說《花影》里就寫到過，女主人公妤小姐利用社會氛圍松動，自己掌握家族大權(quán)的機會，在自家的庭院里為所欲為，做一切社會上認為女性不該做的事。如今，翻開這些故事，人們依然會驚異于人物行為的大膽，驚訝于他對人性復雜的呈現(xiàn)，卻又發(fā)現(xiàn)，這些人身上有種超越時代的永恒性。

不知不覺間，四十多年已過，葉兆言腦海中那個虛構(gòu)的南京城早已變得精美復雜，它和真實的南京城一起存在，仿佛空間與時間，歷史與現(xiàn)代，都已在他家的書房中匯聚成一點。

江水依舊在流淌，南京也有了翻新的城墻，但總有故事被人記錄下來，并不斷地講述著。而葉兆言依然不愿多說對自己的期待。在他心里，自己還是當年那個沉迷于翻老報紙，講故事的人。